祖父刘凤元，1903年出生在山东省茌平县杨屯乡邓家桥村一个较富裕的家庭，祖上为农。

      祖父出生时已有三个姐姐，他的降临让这个封建传统的家人看到了希望，他的祖母更是烧香拜佛欢喜不尽。在祖父稍微懂事的年龄不仅送私塾读书，十六岁就为其 娶谢庄谢家女为妻，指望他早日传宗接代、光耀门第。成婚后祖父倒也争气，长子继红、次子继存两个儿子相继出生。然而，天不作美，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兵荒马乱随着他父亲的去世，家境日见衰落，最后四十亩良田及房屋也被祖父抵押出去，生活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而养尊处优的祖父手无缚鸡之力，面对一败涂地的家一筹莫展。

      1923年年底，十九岁的祖父决心外出闯荡，在与同村伙伴筹谋后，横着心将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和妻子送回娘家，把长子留给母亲便踏上了外出谋生的漫漫长路，这一别就是二十六年。

      据祖父口述，他与同乡步行到德州车站，夜晚露宿的时候听逃荒人说南边有革命党军队，去南面才有活路。祖父思索自己还年轻，多少识点字，只有去从军才能有活路，便打定主意要南行，但同乡却坚持闯关东，两人到德州后因意见不同便分道扬镳。分手后，祖父一个人忍饥挨饿南行，后来坐不起火车就步走，沿途才发现寺庙里草垛旁挤满了饥寒交迫的人群，也正是此行让从小衣食无忧的祖父受到震撼，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祖父突然觉得自己堂堂七尺男儿应该有所作为才是正道，既然听说南面有革命军，就应当向古代英雄一样奔赴战场，建功立业。希望支撑着他连滚带爬一个半月左右，跌跌撞撞走到了湖南北部的浯溪河镇，终因身体虚脱倒在一家小茶馆门前，幸运的是茶馆老板是一位善良的老者，老人发现门前有人昏迷，连拖带拉将一米八的祖父拽进店里，每日施以汤药米粥，没几日祖父的身体就好转了，膝下无子的老人看到恢复后的他仪表堂堂，心生爱意，了解了祖父的家境后便流露出想收为义子的心愿，为报答救命之恩祖父欣然答应，从此便在茶馆安身。

      茶馆老板姓张，年迈体衰，孤独一个人以卖茶水为生，也懂点民间偏方土办法及中医药知识，偶尔还为乡民邻里开方治病。老人见祖父安顿下来由为高兴，先让祖父拉风箱烧水，后来发现祖父断文识字，就又出资让他继续读书，并将自己的民间中医土传授给了他，教导他要掌握基本的防毒止血技能，关键时还可治病救人。祖父说实践证明老人传授的民间知识让他在长征路上几经生死的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救命的作用。

      在茶馆的几年里，祖父不仅受到老人家的特别恩惠，在与来客的交往中还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迪，渐渐改变了他只为个人谋生的初衷，介于张老板的恩情，祖父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藏在心里，等待机遇。

      1928年，贺龙在湘鄂西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并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中，我的祖父终于看到了希望，拜别恩人后毅然投身到工农革命军（第六军）的队伍中。因为有点文化并且思想进步，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堂弟见过祖父的证件，因为是三O年之前入党，堂弟当时为祖父入党时间特别早感到很震惊，所以印象深刻）

      1934年10月，贺龙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并与任弼时统一指挥，发起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兵围常德，有力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

      1935年2月至8月，贺龙、任弼时指挥了红二、六军团反“围剿”战，并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十万国民党军队“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祖父跟随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再次反“围剿”成功后，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抢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祖父多次讲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战友们掉在汹涌澎湃的江河里，也亲历了炮火中自己和一些胆子较大的战友在枪林弹雨中爬过了铁索桥，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考验中让他成为了一名千锤百炼的红军钢铁战士，他仗着自己一米八的结实身板，除了掩护战友还默默地救助伤员，茶馆老人授教的中医土办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祖父就地取材，止血止痛急救伤员。

      祖父讲爬雪山时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顶，空气稀薄，每个人的身体又一次经受极限的考验，随之也又有很多战士因身体不适倒下，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部队减员过半。

      长征途中，红军不单单经受雪山草地中严寒饥饿的考验，还要在一次次激烈战斗中尽量保重实力。祖父回忆：在一次突围中与敌人交火，整整一个营的官兵几乎全部牺牲，在团长、营长相继倒下的危急关头，他果断冲上去指挥战斗，但是终因寡不敌众受到重挫，他和幸存的三四位战士也倒在血泊中，是一位战友急中生智将尸体横在他们身上才活下来。祖父每次讲起那场残酷的战斗心情都非常沉重，他说敌人清理战场的时候枪托都捅到了他身上，幸运的是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几个活着，当他们爬出来看到堆积的战友尸体时几乎崩溃。祖父说：“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如果心中没有信念，早死了”！不过最伤及祖父的还是团长、营长及全营战士的牺牲，他们几个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报仇！

      经历了生死血战的祖父后来升为了营长，为了落实祖父在长征中是营长还是旅长，二伯父的次子我堂哥说他在林场工作时，1974年部队转业回一位小伙子叫郑建军，工作之余聊起祖父在部队的级别，小郑说他父亲也是老革命，任聊城监狱监狱长，他可以查到所有长征中的军级，后来果然回话说査到了，我祖父老红军刘凤元，正营级。

      193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并与第四方面军会师，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三大主力就是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

      祖父说红四方面军和兄弟部队一样，战士们也是一心维护党的团结，抵制分裂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早在大革命时期，鄂豫皖边的人民经受过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洗礼，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我们党的组织，领导和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六安包括独山、霍山、霍邱以及鄂东、豫南地区各地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孕育了自己的革命武装，早期的革命运动锻造了红四方面军兄弟们对党忠诚的信念，只有张国焘一伙搞分裂破坏了团结。

      早在会师前，也就是在红二、六组成红二方面军时，祖父与后来任山西省卫生厅厅长张金、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刘中两位老前辈相识，在红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们又在一起并肩作战，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错误思想，导致他们与部队再次爬雪山、过草地，致使长征总行程三万五千里，让所有的战士们经受了闻所未闻的苦难。

      祖父在1966年山东老家的学校讲课时提到了他跟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行军时难以想象的艰苦岁月，三天三夜断水断粮，靠挖草根、啃皮带、吃树皮棉花维持生命，那些年龄小又没经验的战士很多被淹没在泥潭里，他自己略成熟，与战友们互相牵拉着爬行前进才淌过草地，九死一生中与张金、刘中老前辈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祖父任忻县专署疗养院院长期间与两位战友往来甚密，他们非常珍惜战火中锤炼的生死情谊，刘中老前辈去世后祖父更加珍惜与张金老前辈的友情。

      祖父晚年偶尔还会讲起他 在红四方面军时与朱德总司令、徐向前元帅包括当时的张国焘都很熟，和徐帅关系犹为亲近。后来徐帅还派他到自己的家乡山西做地下秘密工作，还任过山西省西北卫生局主任。家里曾有证件，山东的堂哥说祖父入土时一并随葬，他说上面盖有“中共中央西北局”印章和徐向前元帅的亲笔签字。

      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O师，祖父随贺龙领导的部队转战到兴县革命根据地，并派往贺家沟创建军医处卫生队。由于条件艰苦，医疗技术不成熟，前方战役中连简单的手术也不能实施，卫生队员们只能进行普通的止血和包扎，后来120师指挥部也设在贺家沟村，祖父任战地救护所所长。在看望贺三迎老前辈时他回忆道：“那时你爷爷是所长，我是护士。当时由于物资紧张，医护技术差，前方下来的伤员得不到及时医治，只能眼睁睁看着好多伤员从前线下来在后方永远闭上了眼睛”。

      1937年6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1939年11月12日）不远万里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8月白求恩要求到最需要、最艰苦的120师前线救治伤员，他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到达晋绥边区司令部所在地医院赵家川口，贺龙总司令亲自接见了白求恩一行，并陪同到部队所属医院视察，军区总部又派了医疗技术骨干及我祖父、贺三迎等在白求恩身边学习战地救护技术。不久，白求恩大夫便率领晋绥军区医务人员创建了“轻便手术站”，在跟随白求恩大夫学习的两个月里，祖父学会了伤口规范包扎、战地简易外科手术，同时也接受了白求恩大夫精湛的西医外科技术。

      祖父讲白求恩具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方面才艺，十分认可我祖父在长征中就地取材救治伤员的方法，仅此两个月成为祖父一生最珍贵的时光，因为白求恩从兴县出发至晋察冀边区后不久便因手术感染而牺牲。祖父闻此恶耗很是难过，他化悲痛为力量，不分昼夜抢救伤员，一次在运输伤员过程中遭遇敌人包围村庄，隐藏好伤员后他挺身而出，打算如果日寇搜查村庄他就用暴露自己的方法掩护伤员。危急关头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站出来说祖父是个哑巴，是她的儿子，在全村人的掩护下祖父没有被敌人收现，解放后祖父寻找大娘报恩时，大娘已经去世。

      祖父五官非常英俊，但右脸下颌处的一对树叶型伤疤就是被日本人的刺刀挑的，全身也是伤疤纵横，我从小跟着祖父祖母生活，经常爬在祖父跟前问他脸上的伤疤，不过那时候年龄太小，很多事已经记不清了。

家里只有我和三大伯家的堂哥明生从小跟随祖父祖母一起生活，年龄虽小，但对手术刀、剪、听诊器、温度计等器械记忆深刻。在祖母的扣箱里有一个僵硬发黄的粗布包，里面全是手术用具，有病人来家里的时候祖母就会从柜子里拿出来，使用时用一口钢钟锅煮这些器械，好像煮很长时间，如果是急诊就用煤油灯烧手术刀，这些也是那些岁月的消毒方法。

      这里提到的祖母是祖父在部队护理伤员时认识的卫生员，祖父当年离开家后前任妻子谢氏在娘家整日以泪洗面哭瞎了双眼，几年后就抑郁而终。我祖母叫李级秋，吕梁文水县人，3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暴发后她和前任丈夫、哥哥、母亲张桂花一同投身游击队，祖母的哥哥当时是游击队大队长，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他有个姑娘叫李丽娜，在晋中粮食系统工作，祖母在世的时候经常来我家，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叫她姑姑，天生卷发，不仅会裁剪衣服，还会蹬缝纫机。

      祖母的母亲我的老奶奶缠着一双三寸小脚，听父亲说老奶奶非常勇敢，抗战期间用她的小脚缠着情报经常到大山里为游击队传递消息，解放后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八岁时去世。祖母的前任丈夫是《吕梁英雄传》中二号人物康明理的原型，两人同为吕梁文水县康家寨人，小时候祖母总是告诉我说她们的村子离刘胡兰云周西村只有十里路。

      祖母当年接到了丈夫牺牲的消息后就带着遗子（在我们家排行老三）也是我的三伯父宝林辗转在120师前线做护理，在此期间与祖父相识，1939年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1940年我父亲继平出生，在家排行老四，小名宝宝。

      我父亲在兴县很有名气，是调皮捣蛋的那种，从小厌恶读书，十三岁就跟着北路梆子剧团上台演小生，当时也算是个角，2017年我回到兴县和前辈们聊祖父时，他们都会提到父亲并大加赞美。

      在寻访祖父经历的过程中，我从山东有关资料了解到1939年祖父曾接受八路军总部的派遣，到山西省太原忻县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山洞里组建了“八路军忻县伤残军人康复院”。

      1940年，120师将原有的医训队改为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主要培养卫生干部，祖父参加了学习班。

      1945年日本投降后，祖父接受总部安排，在蔡家崖组建了八路军兴县伤残军人康复院并任院长（证明人：原蔡家崖医疗卫生院护士贺三迎）

      1946年，晋绥边区第六国际和平医院迁入兴县碧村为部队救治伤员，同时也为当地老百姓医治患者，祖父当时已经成为医术较高的外科手术家兼内科、儿科及中医大夫，兴县老革命郝敬道之子一周岁时患肺炎命悬一线，是祖父一根银针下去将其救活，后来两家同到忻州上任，每次提及此事总是满怀感激。

      1947年兴县和平医院改为一所，仍驻碧村。兴县马蒲滩的后方医院改为二所。一所治疗二所疗养，基本上是一所的病人转入二所修养。

      1949年2月部队南下，和平医院大部分医护人员随部队出发，留30余人与青塘部队医院60余人合并回兴县成立了晋绥军区休养所，并由碧村迁入车家庄村，我祖父任所长，为时很短。随后休养所一部分人到了太原，留四十余人成立兴县专署公立医院，祖父任院长，刘汉义前辈任副院长，地址迁入兴县城关郭家沟。（证明人：原晋绥边区第六国际和平医院护士贺三迎、原山西兴县专署公立医院护士奥秋成）

      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祖父从《太原日报》得知了山东博平已解放的消息，战斗结束后祖父带两名警卫员骑马从太原回到山东老家茌平县邓家桥村，当时又是警卫又骑着战马，三人腰里别着双枪，威风凛凛，震动乡野。其中一位警卫护送到老家便返回部队，留下祖父和一名叫高志清的警卫员。

      祖父因当年扔下一家老小很是愧疚，所以没有直接回邓家桥，据他讲先去了曹望庄他的三姐家，了解了家里的情况才回到邓家桥。离开邓家桥时大儿子继红刚两岁跟着祖母在邓家桥艰难度日，他的祖母后来又被人推入天坑弄瞎一只眼后便去世了，大伯没办法也去了谢庄外祖母家。我祖父在三姐家了解了他走后家里发生的事更加内疚和自责，为感激谢氏一家，便将谢氏侄子带到兴县，其后代谢彩萍及哥哥至今仍然生活在吕梁离石和兴县。祖父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因为他的出走除了三姐其她的姐妹都记恨他，这也是祖父一辈子无法释然的事。另外一件事就是祖父一直惦着他湖南茶馆的救命恩人，书信得不到回信祖父就想去一趟，终因在长征中留下的肺气肿没办法远行，没有报恩祖父抱憾终生。

      1952年，兴县专员公署撤销，兴县卫生院与专署公立医院合并，改建为晋西北人民医院，祖父继续任院长，并成为中国医务协会首批会员。（证明人：山西兴县《兴县卫生志》主编贾佩珍、原晋西北人民医院护士奥秋成）

      1953年底，山西成立忻县专署疗养院，祖父携全家迁徏忻州，仍为院长，老革命前辈郝汉亭爷爷任书记。

      1959年，祖父携祖母和父亲正式回山东祖籍探亲，66年7月与祖母退休，退休后祖父仍为12级干部，终身享受老红军待遇（证明人：原山西忻县专署疗养院宫继云）。

      1966年春天祖父又回了一次老家，探亲期间受邀到茌平小学讲“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当年堂姐刘玉梅和四年级教师李富芹、教师袁学贵、校长袁金泰均听过报告。

      堂姐玉梅是我大伯刘继红长女，1972年被当地政府以“老红军后代”的资格推荐到“山东大学政治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分配到茌平县杨屯乡高级中学任教，她在山东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学校师生的尊重与照顾，曾经被济南市七十一岁的市委书记杨毅邀请到家里做客，听她讲祖父的长征经历。堂姐做为老红军后代是祖父二十几位儿孙中唯一一个接受政府照顾的人。解放后祖父的老首长多次邀请他去北京工作他都坚持留在贫穷落后的地方，他的部下也多次找他希望能帮助他解决子孙多的困难。我记得文革期间有两位解放军伯伯来家里看望祖父并提出带哥哥们去参军，又被祖父婉言谢绝。其实当年三伯伯的大儿子明生正值青春年少，很想参军，可祖父总是说“别给政府和部队添麻烦，你去了人家就得一直关照你，如果你自己努力，哪里都一样”，他老人家还时时告诫后代“够生活就行，不要去爱钱，更不能去爱国家的钱，那些钱是用来救百姓性命的”。祖父语言浅显朴素却内涵深刻，我们家族牢牢记着祖训，同时也警示后人。

      1973年，祖母去世后祖父回到老家颐养天年，当时山东农村还很贫困，晚年的祖父回到老家后乡邻闻迅多有上门看病者，祖父拖着虚弱的身体为乡亲把脉问病、开方义诊，有些特困的乡邻他还给以钱财支助，以致使他老人家自己的生活常常陷入困境。具博平民政所干部徐玉强、朱玉祥讲，他们经常看到我祖父身体虚弱、生活结据，多次给予经济资助。的确，在我的记忆中祖父生活简朴，棉衣、棉鞋一直都是部队穿过的，连针钱包都还是长征时用的小布包。

      祖父刘凤元一生光明磊落，对党忠诚，有着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晚年在家乡义诊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他老人家一生的积蓄就是一支钢笔、一个铜墨盒、一套针炙银针和长征路上的一个针线包。

      1976年腊月十三，两袖轻风的祖父走完了他躹躬尽萃、艰难曲折的路程，在老家的老屋子炕上安祥去世，终年73岁。钢笔、墨盒、针炙包、针线包和所有证件随葬。

      祖父的去逝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追忆和思念。三十六年后，我，也是祖父祖母结合后唯一的儿子继平的女儿回山东祭祖时，看到了祖父扁平的小土坟荒凉地堆在村西的小路边，不是家人指引，难以想象这座不起眼的小坟堆里就躺着我的祖父祖母，特别是我的祖父刘凤元，一位身经百战，为民族的解放和统一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出生入死、浑身爬满伤痕的老红军。我忍不住流下了悲凉的泪水，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为祖父撰文立碑，让山东山西两地后人记住祖父为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新中国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戎马生涯，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永不变色！

      几经周折祖父的档案被遗失，为了对祖父有更多的了解，我从2017年开始寻访祖父的革命历程和历史档案，2018年辗转在老区兴县及省、市史料、档案管理单位，终于在兴县找到两位祖父的老部下和一本《兴县医疗志》，并且收集到部分兴县、忻县（今忻州）老部下的回忆材料，虽然不尽完整，但从中还是对祖父的革命历程有了一个较系统的了解和贯穿。

      2019清明前，我随同山西的所有兄弟姐妹一行驱车回到山东祖藉为祖父确定立碑祭奠方案，因新冠疫情的影响，延期至2021年的清明节完成。

      2021清明节的这天的清晨，邓桥村书记、村长及老家的家人、村民、小学生以及我们山西孙子、孙女怀揣着无限的思念与敬仰，带着黄丝巾，手捧菊花驻立在祖父崭新的坟碑前，村委书记亲自主持，为长眠地下四十五年的老红军我的祖父刘凤元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在坟碑的不远处，还树立了《老红军刘凤元纪念栏》，纪念栏里展示着祖父的革命经历和照片，成为当地下一代红色教育基地。

      祭奠虽然迟到了四十五年，只要我们代代传承，祭奠就永不迟到。

      赓续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延续红色血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和职责，作为长征红军后代，我们不仅仅是完成立碑和祭奠的心愿，而是应该用实际行动去寻找更多的无名烈士，让这些用生命换取了我们今天幸福的英雄早日回家，同时也为传承长征精神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

      刘丽青，女，56岁，忻州市电视台文体部负责并担任文艺节目导演，现退休。

发布人：张卫东

来源：新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