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古称九原、新兴、秀容，州城历代多为郡、州治所在，其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地带，是中原通往塞外的重要咽喉要道，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忻州城市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转化。从战略地位而论，忻州南接太原、内靠三关，自古就有“省会藩屏”“三关锁钥”之称，是历代必争的军事要地；从经济贸易而言，忻州城是晋北地区的茶马古商道的支点城市；从建筑价值看，古城内的传统建筑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研究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厘清忻州的历史文化渊源，把握当地的文化特色，挖掘多元文化内涵，有助于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

（一）东汉“初置”，胡汉杂居的边郡

    忻州古为冀州之地，春秋前期为戎狄所居，后属晋，三家分晋之时归赵所有。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初置太原郡，本境是其辖区，西汉至东汉前中期，本境为太原郡阳曲县地。忻州有正式的行政建置始于东汉末曹操设置新兴郡。

    东汉时期，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从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到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入居山西的南匈奴部落内部冲突加剧，不断袭扰内地边郡，其部众纷纷随首领南迁，大多数集中到并州中部的汾河流域一带。南匈奴的侵袭、内迁直接造成沿边诸郡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晋书·地理志》载：“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大批汉人向内地逃亡造成沿边县邑空虚，编户耗减，使得统治者致力于安抚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集塞下荒地，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立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郡治为九原，这是最早的忻州城。

    新兴郡是曹操为纠集流民而专门设置的郡，这既是对东汉政府以往治边之策的沿袭，又是基于边地荒废、人口流散的状况作出的编户流民、发展生产的重要决定。在招抚南匈奴之后，曹操将匈奴部众分为五部，诏令他们散居并州太原、西河、雁门、新兴和司州的河东等六郡。《晋书·四夷列传》载：“岁给丝绢钱谷……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此时忻州境内汉族流民与北部匈奴共同生活，成为曹魏政府统治下的“编户”，从事农业耕作。

    东汉置郡是忻州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一大节点，这一时期匈奴与汉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忻州这块土地上，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以此为起点，忻州逐渐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前沿。

（二）魏晋动乱，多民族融合的前沿

     西晋代魏后，九原仍属新兴郡。晋惠帝元康年间（291年-299年）,新兴郡改名为晋昌郡。如《寺清一统志》忻州条云：“新兴郡，元康中改为晋昌郡，寻复名”。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司马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诏以刘渊为北部都尉，新兴郡成为匈奴刘渊部族势力盘踞之地。东晋十六国时期，本境仍为新兴郡九原县。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所据。

     地处汉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结合地带，也是旱地农业与草原游牧的融汇之处，新兴郡早在十六国之前就是匈奴与汉人杂居之地。两晋十六国时期，作为进入中原地带的通道，新兴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故而境内战乱频发，其先后归属匈奴、鲜卑、羯、氐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加上原有的汉族政权，可见其势力结构的庞杂，如此也造成了境内居民结构的复杂。《晋书·北狄匈奴传》记载：“晋泰始元年（265年），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两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另外忻州有呼延村，此匈奴之姓也。今有单姓“呼”者，乃呼延之单称。呼延氏是匈奴大贵族，刘渊的母亲就姓呼延。另外忻州还有村名叫做“部落”，这些皆是古代少数民族南迁入塞后定居忻州的证明，同时亦是魏晋之际，忻州民族融合的表现。

（三）南北朝时期，帝都的近畿地带

     北魏建立后，建都平城，新兴郡就成为帝都的近畿地带。北魏政府于此重新划分郡县，以加强行政控制。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本境设肆州，州治九原。北朝时，本境隶属肆州，除了行政规格得到提升之外，境内的政治、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魏书•地形志》称：“肆州，治九原。天赐二年（405年）为镇，真君七年（446年）置州。”严耕望也称九原即九原镇，后变更为肆州。

     肆州九原地区是北朝时期的军事要地。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发掘，为九原地区的重要性提供了一手史料支撑。壁画墓中有林间营寨图和狩猎图，展示了北朝士兵真实训练场景。壁画中的忻州森林茂密，林间营寨旗帜飞扬，表明此地驻扎有大量武士，可见此地军事位置的重要性。而且北朝时期忻州拥有大量的马匹，据史料记载：“北齐河清三年（564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匹，在五台山北谷中避贼。”马匹于战争而言，是必备军需。作为天然牧场的忻州必然会为统治者所重视。

（四）隋唐明清时期，繁盛的州郡治所

     隋朝开皇十八年（598年）始置忻州，唐代亦称忻州。五代十国时期，本境仍为忻州秀容县。先后为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所统治。宋为忻州秀容县。金元亦为忻州秀容县。明为忻州，省州治秀容县入州。清为忻州直隶州。

     从隋唐一直到明清，本境为忻州，忻州作为州郡治所的繁盛在这一阶段逐步展现。首先表现为城池的修缮与建设。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迁聚塞下流民至九原城，与汉人同居。但此时的九原城四周只是土垣，其并不具备后代城市所承载的区域中心的作用。唐宋之际，忻州城得到了初步建设，据《忻州直隶州志》记载：当时忻州城“周九里二十步，城高二丈九尺，墉基三尺，池深一丈七尺”。明洪武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当地任职官员对忻州城进行了加固修葺。洪武三年（1370年），钟友谅任忻州知州“创制立法，修举城郭”；嘉靖十六年（1537年）李用中任忻州知州时“修庙学、葺城垣，劝农课桑”；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到清同治七年（1868年），忻州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史称“三展卧牛城”。另外忻州知州谢廷琪、沈廷珍、华典等人分别于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对忻州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这一过程中，忻州城的布局不断完善，规模逐渐扩大，奠定了这一城市的基本格局。

     其次还表现为忻州城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宋元之时，忻州人口繁盛，文化教育蓬勃。宋代忻州秀容是河东北路地区唯一的“紧”级城镇，《文献通考》记载：“建隆元年，应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之分（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也）。”金代忻州全境内人口密度更是高达58.06人/平方公里，可见当时忻州人口的繁盛与经济的发展。金元之际的文学大家元好问在金灭亡之后，回到秀容，其碑铭记载：“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为《杜诗学》《东坡诗雅》《诗文自警》等集，指授学者。”故而当时的秀容也称得上区域文化教育中心。

     再次表现为明清之际，忻州城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繁荣。明代万历年间，忻州兴起酿酒业，清代忻州城内设有木器店，制作衣柜、农具等。明末清初忻州的副食加工业、豆腐坊、粉坊、酱坊、醋坊、干货铺等作坊和店铺遍及城乡。商业方面，明代开始向外销售薪木和石炭是忻人经商之始。清代忻州土满人稠，据州志载：“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依靠近边获利，与蒙古诸部开展贸易。获利后，多回当地开设店铺。清末，忻州钱庄、账庄、布庄、绸缎店、杂货店、粮店等遍布州城。

忻州古城的多维功能

（一）军事功能

     忻州南界太原，故而忻州城是从北部进入山西中心地区最后的城池。《忻州直隶州志》载：“三晋为神京右臂，忻郡又为省会藩屏，南接太原，北通沙漠，左出右入实省北一大都会。”另外其北通雁门、偏关、宁武，是三关的中枢调度之地和后勤保障基地。《忻州史话》称：“三关与忻州之间，构成犄角之势，形成扇面，连通一气。三关像指，忻州如掌，进则如掌使指，迅速有力，退则坚实如拳，牢不可破。”

     另外，从忻州本身所具有的地势条件来说，境内关扼河贯，地形复杂，南有石岭赤塘作犄角之势，北有依山傍水的忻口要隘，且云中牧马双流合抱，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州志载：“忻境近边，当晋北孔道，自汉迄明，征战不息，民困极矣。”统计忻州城的军事斗争，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秀容牧子尔朱荣率兵攻城；隋末刘武周造反，攻陷忻州；唐武德七年（624年），苑君璋引突厥进犯并州，在忻州大肆杀戮，民不聊生；武则天垂拱元年 (685年)，阳曲道行军总管淳于处平在忻州与东突厥首领展开激战；唐景龙二年（708年），东突厥侵犯并州，在忻州大肆抢掠；唐中和元年（881年），李克用占忻州；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朝粘罕陷忻州；金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攻破忻州，残杀忻民，史称“蒙古屠城”；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蒙古瓦剌部太师也先，率骑兵转掠至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蒙古土默特部骑兵，大肆掳掠忻州。忻州战事频繁，少则三年，多则七八十年，必有兵祸。由此可见忻州战略地位的重要。

     除却忻州的战略价值外，忻州城本身的建筑也具备军事防御价值。从诸多军事斗争中可知，忻州战事多因处于边地，少数民族入侵所致。为了抵御侵略，维护安定，故而从明到清的“三展卧牛城”之时，忻州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在原来加固城墙的基础上，增设了炮台、箭楼、瓮圈等具有军事性质的建筑。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修建忻州城的城墙也由土垣变为砖石建筑，其防护功能大大加强。州志载：“城墙全部包以砖石，城高四丈二尺，石基八尺，周两千一百九十丈。”同治七年（1868年），时任忻州知州的戈济荣对忻州城进行了修整。此次修城主要是在四门外增设了瓮圈。《武经总要·守备》云：“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为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可知，瓮城的作用就是方便守军从城上各个方向歼灭敌军。除此之外，瓮城墙上还筑有箭楼，以作进一步防护。由此忻州城的军事防卫功能不断加强。

（二）经济功能

     忻州城的经济贸易价值体现在清末民初忻商的蓬勃发展中。忻州地处晋北交通枢纽，也是晋北的商品集散地以及物资中转地。如晋商开辟的茶路，《筹办夷务始末》载：“此项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由十字店发往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专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集卖。”可见，忻州是茶商运茶必经之地。其中有一条西路，西路又一分为二，即从忻州出发，途经太原、临汾、运城、风陵渡、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再到新疆的大西路，以及从忻州出发直达本州西八县和陕甘宁青区的小西路。忻州处在这条商路必经之口，茶叶、绸缎、土布、粮食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过境，成为各地货物集散转运之地。如忻州商人从河北省获鹿县将土布贩运到本境，将杭州、平津的绸锻、茶叶、烟酒、食糖、杂货也运到本境，除境内销售一部分外，其余的转运西路新疆等地和北路归化等地以及往东北销售。还有将茶叶转运到蒙古、俄国销售的。而后，又把西路的马、骆驼、牛羊驼毛、羊皮、白银、金砂、葡萄干和各种名贵药材(枸杞、麝香等)再运到忻州销售或由忻州转运北平、天津、杭州等地销售。粮、布、茶、盐、畜各类商品南来北往，故而忻州城成为经济交通要冲和南北商品集散地。

（三）艺术功能

     忻州古城内的传统建筑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主要类型有防御建筑、纪念性建筑、民居建筑、宗教建筑等。

     其中防御性建筑主要为四门城楼。四座城楼以北门为主，规制比较大，南门次之，东西两楼较小。楼体为三檐歇山式。顶部脊高坡陡、角檐飞翘，梁架斗拱构筑精巧，牵制密合。

     纪念性建筑主要有各式匾额。多是为表彰某些杰出人物而赐，内容多为赞美之词。

（此表格来源于《老忻州·名胜古迹》）

     民居建筑保存较为完整的有周家巷郭氏老宅与打磨巷周家老宅。这些宅院多为多进院落格局，占地广阔，院内装饰精美、配置齐全。或有精美壁雕砖雕，或有古色古香的鹅卵石甬道，艺术价值颇高。

     宗教建筑具有特色的有关帝庙、天主教堂、财神庙、火神庙、岱岳殿、泰山庙、文殊寺、奶奶庙、龙王庙、金洞寺、龙泉寺、兴国寺等。

     忻州古城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汇之地，自古就是兵家重地，因此其建筑风貌明显区别于晋中、晋南地区。与晋中、晋南地区不同的是，忻州古城的建筑略显朴素简洁。这种建筑特点的形成，一方面是源于其地理位置。忻州处于晋北地区，气候较之晋南为寒冷地带，故而建筑色彩偏暗。另一方面与古城崇尚俭朴的民风有关。忻州古城的墙壁颜色较素。如秀容书院、三家店等群组建筑的山墙、后墙，还有民居建筑的后墙、山墙以及寺庙祠堂的墙壁，特别是九原岗片区的窑洞式建筑，就是大量运用了灰瓦素壁的色彩。这些均体现了古城建筑所具有的艺术价值。

来源： 文史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