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棣指认老照片中的自己

2008年11月11日，我陪老爹去石家庄参加“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这是老爹2007年初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后的第一次远行，我的任务是照看好老爹。

此次会议以《战争·苦难·知识分子与视觉艺术》为主题，许多学者和专事研究沙飞的专家到会。老爹的发言谈了两个内容，一是广东人对中国摄影事业的重大贡献，二是沙飞精神。

“沙飞精神”，与会者对此感兴趣的也许不多，可我知道，这种精神却激励鼓舞了老爹一辈子，而且这种执着使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保存至今，成为研究红色摄影史不可或缺的实物佐证。老爹一辈子勤奋努力，工作是他生活的第一需要，或者说就是全部内容。

作为顾棣的长子，我对父亲的评价是：一个难得的好人。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用这句话诠释父亲顾棣的一生绝不为过。

父亲把沙飞的话记了一辈子

父亲1928年出生在河北阜平一个叫凹里的小山村。1937年加入抗日儿童团，后来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区儿童团长。那时，个子小的父亲经常是站在桌子上，向乡亲们宣讲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道理。

父亲与沙飞的相遇、相识极富传奇。1943年夏，父亲放学回家，偶遇一名骑着大马的八路军干部问路，此人就是当时晋察冀画报社的沙飞。父亲带他进村，一路聊天，沙飞惊奇这个小小年纪的孩子竟懂这么多的革命道理。一进村的墙上，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毛泽东大幅画像，沙飞得知画像就是眼前这个孩子用木炭画的时，更是惊叹不已。当时的人们都没见过毛泽东，父亲凭着在大会上看过的一张主席画像，就把主席画得惟妙惟肖，这给沙飞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父亲就成为了八路军战士、沙飞的部下和学生，从此走上了红色摄影的道路。

到了晋察冀画报社后，父亲参加了沙飞、石少华举办的晋察冀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四个月后，训练队毕业同学都回到各自部队成为了战地摄影记者。父亲当时年少气盛，一心想上前线打敌人，但没被沙飞批准。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沙飞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底片的价值。而父亲勤奋努力、服从命令、忠于职守、踏实沉稳、细致认真、责任心强、耐得住寂寞、坚韧执着的品格赢得了沙飞和石少华等领导的信任，将保存、管理资料档案这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父亲（这其中当然也有对父亲的爱护，上战场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沙飞对父亲反复叮嘱，“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现在看来沙飞选择父亲担任这项任务不仅是远见卓识，也是历史的宿命。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像父亲这样，把沙飞的这句话记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父亲将底片视为生命，做了详细的编号和记录，背着这些底片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从抗战时期的晋察冀画报社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画报社，一直到解放后成立的解放军画报社（这时的画报社已经归属军委总政治部），为我军这批珍贵历史资料的保存作出了贡献，圆满地完成了沙飞交给的任务。

解放军画报社成立后，父亲顾棣被任命为解放军画报社第一任资料组长。石少华调离时对父亲千叮万嘱：“画报社保存的底片，是无数先烈血汗的结晶，是华北军民革命斗争史的真实记录，无比珍贵，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它。画报社可以撤销编制，人员可以经常调换，但底片是永远存在的，它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战争年代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把它保存下来，在和平时期如果把底片损失了，将成为千古罪人。沙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批底片，他和我对你保护好底片都抱有很大希望。沙飞多次对我说，把底片交给顾棣，我很放心。现在沙飞同志不在了，但他说过的话不能忘记……”。

1958年，父亲离开解放军画报社转业到山西，这批底片无一丢失。后来得知底片一直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现在都用计算机进行了归类管理，并且延续了父亲当时的登记编码存档方式，这是后话。

父亲是山西洗印彩色照片的第一人

1958年，父亲转业到地方。从进入晋察冀画报社，他就一直从事资料管理工作。虽然在战争年代父亲也拍过些照片，但当时物资匮乏，相机和胶片都非常宝贵，他拍的也就很少。父亲从解放军画报社转业到山西省文化局后专事摄影工作。因为他有画报社工作的经历，知道那时已经有了彩色照片，就在1959年专门去北京向姑姑顾瑞兰（时任中国图片社培训部主任）学习彩色照片的洗印技术。之后不久又借山西省戏剧汇演之机，在山西大剧院隔壁的柳巷照相馆展出了15张6寸的彩色照片。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照片还有天然彩色的，感到十分新奇，所以展览引起了很大轰动。事后，柳巷照相馆极力想留下这套照片，但省文化局领导没有同意。1960年，在北京的一次全国戏剧影展中，山西送展的100多幅作品，有60多幅彩色照片是父亲一个人苦干3个月的成果。展览在北京的展出同样引起了巨大反响，着实给山西争了回脸面，父亲也成为山西洗印彩色照片的第一人。

父亲不懂为官之道，从未将自己的贡献作为升迁的阶梯，也从不张扬。在我的印象中他没当过什么官，离休时就是一个享受副厅级待遇的编审。

记得父亲在一个多月的全省戏剧汇演中，负责给各个剧团拍摄剧照。拍摄后，他连夜赶制放大照片，头一天拍摄的第二天就在剧场展出。如此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文化局领导的好评，也博得了许多演员、名角的好感。后来，国家困难时期，父亲经常跟随剧团下乡，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基本没挨过饿，人也没有浮肿。对此，他至今都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经历过战争环境的父亲，对生活没有过高要求，能吃上饭就极为满足了。他从不怨天尤人，对别人的一点支持和关爱始终铭记在心。

父亲是最早报道大寨的摄影记者之一

我家刚从北京搬到太原时，我12岁。母亲对我说，我发现山西人家里特干净，山西男人很会干家务，还会踩缝纫机，我也想买一台。于是，母亲花150元买了一个标准牌的缝纫机。那时，家中的“大事”，母亲宁愿和我说，也不和父亲商量。因为她知道说了也白说，父亲只有一个字“行”！缝纫机买回来好几天了，母亲每天“噪音”不断，父亲却视若不见，从来没问过一句。一周后的一天，父亲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问道：“咦？你还会做衣服？缝纫机是哪里来的？”母亲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偷的！”

父亲对人谦和有加，对子女也是商量的口气说话。记忆中，父亲从没有斥责过我，没有用命令的口气要求我做过什么，也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火，任何事都亲力亲为。对子女这样，更不要说对同事和熟人，他言传身教，感染和影响着身边的人。

大寨刚刚出名时，父亲被派去进行宣传报道，他是最早用照片报道大寨的摄影记者之一。为了做好报道，他长期深入大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呆就是一年多。在那里，他拍摄了大量的十分深入的照片，在全国影响深远。当时大寨的男女老少没人不认识他。他还是一个非大寨籍、非农民而被大寨评为“五好社员”的人。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后，陈永贵名声大噪，一段时间父亲成了他的“御用记者”。一次，在陪同陈永贵对五省市（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河北）长达一个多月的参观过程中，因记者太多，父亲上错了车没跟上，陈永贵很不高兴。事后他当着众人对父亲大声训斥，令在场的新华社和一些大报记者们纷纷为父亲打抱不平，并反映到有关省领导那里。为此事，陈永贵还受到了当时山西省委书记王谦的批评。可父亲一声没吭，认为是自己工作的失误。几年后的一天，我和父亲在山西剧院看演出出来，巧遇被人们簇拥着的陈永贵。当时陈永贵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看见父亲后，拨开众人走到父亲面前握手，引来了众人的目光。看来，他没有忘记父亲。

1970年中办学习班结束后，父亲下放到临县插队，后来被借调到吕梁地区文化局工作。父亲觉得有了用武之地，在临县办了一个摄影培训班，当时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写。为了通俗易懂，他自编了一套《摄影四字经》，不仅朗朗上口，还易懂易记。对听不懂的学员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并手把手教。这一时期，他为吕梁培养了一大批摄影人，吕梁地区当时各县市的摄影干部基本都是父亲培训班的学生。至今吕梁地区的摄影爱好者之众，其摄影作品在全国获奖的也不在少数，应该也有一份父亲的功劳。

父亲的日记和“全国记录”

父亲是党忠诚的战士。战争年代为了保存好党的宝贵资料和底片，他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那时谁送来底片，谁交来资料，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在整理和编撰红色摄影史时，难得的一手材料变得信手拈来。60多年来，父亲坚持写日记（文革时丢了一部分，现在还有300多本，放在一起差不多有5米多厚）。他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许多看似琐碎的东西，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再看，其中的价值已无法衡量，这让他的助手司苏实在帮他整理资料时“常常感动不已”。

父亲还有一项“全国纪录”。2005年前，他从没有花过公家一分钱的医药费，我相信这在老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来是父亲搞摄影，常年背着沉重的照相设备跑基层、下农村，身体很少有病；二来是他从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若有不适就大量喝白开水，从来不打针、不吃药。患了严重的心肌梗塞后他也不说，我们都不知道。两年前，我无意中发现一向健步如飞的父亲，行走不到200米就要休息一会儿，赶紧将父亲拉到医院检查，竟查出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且到了不治的地步，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其实父亲的病早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是能忍则忍、一拖再拖。后来经过进一步检查，父亲的病已不能上支架，要做风险更大的搭桥手术。父亲已近80，能不能承受这么复杂的手术，医生也没把握。还好手术成功，父亲扛了过来。母亲说：“好人有好报！”我想，“好人”就是和父亲共同生活了近60年的母亲对父亲的评价吧！

父亲笔耕不辍的晚年生活

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从儿童团长到华北联大，如果不是邂逅沙飞，他可能走的是另一条路。自从调到晋察冀画报社后，“沙飞精神”和晋察冀画报社精神就影响了他的一生。多少人为之奋斗，多少人为之流血牺牲，始终是父亲不能忘怀的，所以他一直都有“沙飞情结”。

1990年，父亲离休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中国红色摄影史的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他先后与人合作出版了几本史料性书籍，但他一直认为这还不够全面和具体。父亲的夙愿，是完成一部完整记录中国红色摄影史的大型工具书。

收集资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父亲大量查阅，并结合自己当时的记载反复核对，以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想到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的资料底片是很好的佐证，必须要去那里查阅和使用。父亲的助手司苏实在查阅中发现，那些尘封了多年的底片，许多都还是父亲当年亲手装袋并编写的说明。

父亲手术后已不能承担大量的工作，家里人也反对他过度劳累。他不会使用电脑，全靠手写，几十万字都是父亲手术前手写出来再找人打印的。现在，司苏实及夫人郭思，还有沙飞的女儿王雁参与了这项工作，承担了大量繁琐的文字资料整理，才使父亲有了可能完成他的心愿。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术后的父亲一度十分憔悴，吃不下饭，人瘦了很多。一次，妹妹在照顾他洗漱时，他竟摔了牙刷还大发脾气。父亲从没发过这么大的火，妹妹吓得直哭给我打电话。我急忙赶去，原来父亲在术后恢复阶段体质很弱，认为手术做坏了，担心有生之年不能完成这部史书。他岂知道，不做手术，恐怕早到沙飞那里报到了。老天有眼，半年后父亲恢复得很好，又投入了他的编撰工作。

这次研讨会后，父亲要回晋察冀画报社原址去造访，我和司苏实、王雁、郭思一行陪他前往。这下他来了精神，爬坡下沟兴奋不已，还不停地拍照。在画报社旧址抚摸着沙飞用过的桌子感慨万千；在烈士陵园缅怀曾经共事的领导和战友，讲述当年经历；在城南庄纪念馆对展出照片如数家珍般地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60多年过去了，看到当年画报社驻地洞子沟的老百姓还很贫困，父亲忍不住地给这个房东几百，那个房东几百。一个老乡说小时候见过沙飞，他也给了几百（后来细算了一下，沙飞住他家时，他最多刚刚出生），我知道他对这块土地和人们的深厚感情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流走的是岁月，留下的是经典。我仰慕父亲，他可以为着一种精神、一种信念穷其一生去追求、去奋斗。父亲的平凡、父亲的纯粹，以及孕育出的人性光辉，就如母亲评价的“好人”，将是我一生最为珍惜的财富。

老当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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