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五台山研究》2023年第4期

作者简介：崔玉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五台山学。

摘要：就佛教史而言，五台山既是文殊道场又是佛教圣山，文殊信仰之外的其他菩萨信仰也是圣山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观音信仰在五台山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唐代五台山观音信仰产生国际影响，宋代形成了以观音化身为信仰主体的大寺，元代五台山开始建设以观音法门命名的寺院，明代五台山出现了被当作观音化身的驻山高僧，清代五台山及其周边民间观音信仰促成了五台山观音信仰文化的繁荣。五台山观音信仰既具有国际化、跨地域特征，也具有仪式化、生活化、民间化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五台山；观音信仰；国际化；民间化

五台山古名紫府，又名五峰。唐代以后逐渐被认定为文殊道场，进而成为古代中国佛教圣地。有学者认为，与世界各大文明中的宗教信仰中心而言，五台山不啻于西方的罗马[1]。唐代敦煌曲子《长安辞》中写道：“谁知此地欲回还，泪下沾衣不觉斑。愿身死做中华鬼，来生得见五台山。”[2]表达了当时域外来华僧人对五台山的景仰之情。当时的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已经得到整个亚洲佛教世界的认可。晚唐时期，更是出现了“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如吾党宗旨于孔门”[3]的认知。五台山在世人心目中已经成为诸多菩萨化现的圣地，所谓“灵迹圣踪”自然包括了文殊信仰之外的其他菩萨信仰。元代僧人广英在《古清凉传》序中说：“紫府名山，七佛师栖真之处；清凉圣境，万菩萨晦迹之方。”[4]可见，五台山并非只因文殊信仰而兴盛，“七佛”乃至“万菩萨”都是五台山信仰的对象。因此，观音信仰作为中国佛教信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化佛教圣地五台山中，自然留下了不少有迹可循的印记。五台山菩萨信仰研究以文殊信仰研究居多，除崔正森先生《不肯去观音祖庭——五台山普安寺》等论文对五台山观音信仰有所探讨之外，观音信仰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将通过对典籍与金石、文献的梳理，简要论述唐代至清代观音信仰在五台山的发展及其产生的影响。

唐代：观音圣像，声名远播海外

唐代五台山观音信仰主要表现在寺院建设、国家重视及海外传播等三个方面。唐代宗时期以国家力量在五台山建成了规模宏大、内有十二院的金阁寺，观音菩萨院即其中之一；唐代宗在下诏推崇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同时也推动了观音信仰；由于五台山成为国际佛教圣地，巡礼五台山的外国僧人也将五台山观音信仰带度使助缘修创，到海外，在此过程中还催生了观音圣山普陀山的开创，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五台山在唐代建设寺庙时就出现了独立的观音院。金阁寺是唐代唯一出现在官方史书中的五台山大寺。《旧唐书》记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5]其规模之大，堪称唐代中后期五台山之最。关于金阁寺的建造过程，段玉明先生曾有详细考证[6]，据《不空表制集》《宋高僧传》《广清凉传》等记载，开元二十四年（736），浙江衢州龙兴寺僧人道义参礼五台山，在清凉寺东北遇一乘象老僧接引，入于“化金阁寺”，回到长安后，道义绘制了化寺布局图。之后，泽州僧道环开始建设金阁寺，由于寺院蓝图规模宏大，一直未能完成。大历元年（766），不空上表请求继续兴建金阁寺，唐代宗下诏命十节宰相王缙等人督办，印度那烂陀寺僧匠纯陀主持建造，最终约在大历十二年（777）建成“融中印文化于一体的梵宇华宫”[7]金阁寺。金阁寺由十二院组成，包含“东廊六院”和“西廊六院”，东廊六院首院为“大圣菩萨院”即文殊菩萨院，其次就是“观音菩萨院”[4]，可见当时观音信仰在五台山的影响。耗时三四十年建成的金阁寺影响甚大，五台山观音信仰自然也因此得到了传播；由印度僧人推动并参与建设，更是使此寺从建成之初就具备了国际品格。

唐代五台山观音信仰文化颇具国际声望。朝鲜半岛文献《三国遗事》记载，新罗僧人慈藏入唐巡礼，在中国五台山受文殊点化，回国后在溟州建立了五台山，其山东台名为满月山，有一万观音菩萨真身[8]。虽然慈藏参礼五台山的年代与细节尚有争议，但就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有新罗王子塔、新罗送供使和高丽王使等图像的情形而言，唐代五台山对新罗的影响不容质疑。由于前文所述金阁寺等知名寺院的观音信仰发达，五台山观音图像乃至造像得到了海外传播的契机。按日本汉籍《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元亨释书》与中国宋元《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普陀洛迦山传》等文献记载，日僧慧锷在晚唐时至五台山巡礼，请得观音像意欲归国供养，行至浙江宁波府舟山岛梅岑山，舟楫无法前行，众人认为是观音像不肯东去，于是将观音像留在此山，后来建成了著名的“不肯去观音院”，而梅岑山后来也改名为普陀洛迦山，成就了举世闻名的普陀山观音道场。虽文献记载互有不同，但普陀山观音像来自五台山的说法从无争议。崔正森先生考证认为，普陀山开山观音画像是唐大中十二年（858）慧锷第四次至五台山时在岭头普通院请得[9]，此后五台山观音信仰文化在全国乃至东亚得到了进一步宣扬。

唐代五台山出现了将观音与文殊、普贤三尊像并置的情形。大历四年（769），不空上奏代宗，其奏表中说：“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今镇在台山……令天下食堂中于宾头卢上特置文殊师利形像以为上座……普贤、观音犹执拂而为侍。”[10]唐代宗准奏。此后，五台山寺院内将文殊置于食堂上首，成为定式。开成五年（840）四月二十八日，巡礼五台山的日僧圆仁，刚一踏入五台山地界，在普通院食堂过斋时，就“见上僧座，安置文殊像，不见置宾头卢座”[11]，圆仁对此感到惊讶，说明当时这种做法是五台山有别于其他寺庙的一种信仰实践方式。虽然圆仁并未记录观音与普贤是否与文殊像并置，但从其叙述中可以推测这种供养方式可能从唐代宗时一直流传，直至几百年后的元泰定二年（1323），五台山大善法藏寺（普恩寺）建寺造像时，仍保持了观音与文殊、普贤并置的传统[12]，观音信仰在五台山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观音化身，影响广及南北

宋代五台山观音信仰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五台山出现了以观音化身为信仰对象的寺院，五台山十大寺之一法华寺成为观音道场，开始流传起于南方的志公和尚是观音化身的传说。此外，宋人所写观音化身传说开始与五台山相关，五台山云中万菩萨化现的传奇中也出现了清晰的观音形象。

五台山法华寺是唐宋时期的重要寺院，在宋代演变成为观音道场。法华寺现存宋元祐四年（1089）《梁朝志公菩萨十二时歌》碑碣记载：“志公和尚乃观音大士示现外生，昔梁时垂化歌颂，今刊石于法华寺。”可见至迟从宋代起，此寺就是五台山著名的观音道场。寺内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重建殿宇圣寿碑记》有“宝志之道场，法华之禅寺”的定位。法华寺缘起于“神英入化法华院”的传奇故事，据《宋高僧传》与《广清凉传》记载，大唐开元四年（716），沧州僧神英参礼五台山，一日斋后游览华严寺西林，入于化寺，寺额“法华”，出化寺后，神英发愿建成法华院，建成的法华寺内有“五台山十寺血脉图”与吴道子壁画真迹。虽然法华院最初创建时的地点难以考证，但到五代时期绘制的敦煌“五台山图”中，“大法华之寺”为五台山十大寺之一，到宋代《广清凉传》成书时法华院中“神英灵塔”尚存。五台山法华寺崇奉的志公和尚是南北朝梁代僧人宝志，其事迹见于《南史·陶弘景传》《唐书·艺文志》《景德传灯录》等文献，北宋时期，志公和尚为观音化身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虽然志公和尚原本生活在南朝，但到宋代之后佛教圣地五台山出现了以志公为观音化身的道场，可见当时观音信仰由南及北的兴盛与跨地域的交流。

宋代五台山不但流传志公是观音化身的传说，还与观音另一个化身——“泗州大圣”僧伽大师有关，僧伽信仰在宋代社会各阶层的推动下达到鼎盛[13]。《宋高僧传·僧伽传》中有关五台山的记载如下：“今上御宇留心于此，其年三月有尼游五台山回，因见伽于塔顶作婴孩相，遂登刹柱舍身命供养。”[14]《宋高僧传》成书于宋太宗时期，“今上御宇”当为太平兴国元年（976），当年有僧人参礼五台山，回到泗州后因见到僧伽大师化身十一面观音而舍身，可见当时参礼五台山的僧人受到了五台山观音信仰的影响。

宋代僧传中还留下观音菩萨在五台山化现的记录。《宋高僧传·岸禅师传》就叙述了一则观音化现、巡礼五台山的故事。唐末岸禅师在并州曾见到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现身于云中，又化为僧人，为其画下菩萨图像之后巡礼五台山。这则故事明显暗示宋代五台山是万菩萨显灵的地方，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观音菩萨化现。无独有偶，宋代还有一则关于观音菩萨在五台山化现的记载。北宋元祐年间宰相张商英游历五台山，写成《续清凉传》，该传记不但记录了张商英本人在五台山的所见所闻，还附录了其他官员在五台山所见的神奇景象。其中，元祐四年（1089）经略司准备差遣潘璟，在五台山所见神奇画面中除了有金灯、金桥、圆光之外，还出现了“菩萨骑狮子一、白衣观音一……”[4]。不管《续清凉传》中存在多少神异色彩与虚构幻想，仅从表达五台山信仰的角度来看，在宋代士大夫乃至游历五台山者的心中，五台山并不仅仅是文殊圣地，也是其他菩萨所在的圣地，而其中的“白衣观音”明显反映了当时观音信仰在五台山的传播。

金元时代：观音法门，其名建寺度僧

北宋宣和七年（1125）后，五台山地区成为金国属地，佛教依然兴盛。现有的金代文献及碑刻中虽然很少明确提到五台山观音信仰的发展情况，但从岩山寺金代水月观音塑像与法华寺金代僧人灵塔存在的情形来看，五台山观音信仰仍然流行不衰，直至元代。元代五台山观音信仰的发展在南山寺（万圣佑国寺）、普恩寺及天池寺等碑刻中有所体现。

南山寺现存《广慧妙辩树宗弘教大师印公碑铭》记载，元代五台山万圣佑国寺主持弘教大师为“宝云普门宗主”，受到元代皇室多次赏赐，并以赏赐之财物在五台山创建了“普门寺”[12]。“普门宗”与“普门寺”的名号应当来自于《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门品》是观音信仰中常见的念诵经典。虽然按照碑刻记载，弘教大师在学问上以讲论《华严》《唯识》《四分律》等经典而闻名，但其修行实践法门可能与观音信仰有极大的关系，作为“普门宗”的宗主创建普门寺是元代五台山观音信仰出现了新特征。

藏传佛教在元代开始进入五台山，五台山观音信仰与当时中国藏地产生了很多联系。五台山普恩寺《敇封灌顶国师碑》记载，罽宾国僧人阿麻剌室利板的达被授予国师称号，并于泰定元年（1323）受命在五台山兴建大善法藏寺。阿麻剌室利自幼在本国“大观自在寺”修学，熟稔观音法门，在建寺之初，阿麻剌室利梦中见三异僧，认为是文殊、普贤和观音化身，于是首先在寺内修造了文殊、普贤、观音三圣像，五台山观音信仰又一次体现在寺庙建设和造像实践中来，与唐代不空三藏同时推崇文殊、普贤、观音三圣遥相呼应。

天池寺是元代五台山有名的大寺，坐落在今五台县西阳白乡大林村，在五台山核心区域以西七十余公里。据寺内元至正二年（1342）《五台山大天池寺圣踪之碑》记载，此寺在元代堪称“五峰群山之冠”[12]，此碑碑阴所记寺院田产百余处、下院达四十八所之多，涉及今山西省五台县、代县、定襄县、原平市，太原市阳曲县，陕西省延长县，河北省安肃州（今徐水县）等地，可见当时影响之大。天池寺之所以在周边民间有很大影响力，与民间大众信仰观音法门是分不开的。元代观音信仰已经深入民间，天池寺碑中有明确命名为“观音院”的下院，可见五台山观音信仰在元代时开始在民众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民间观音信仰也推动了五台山观音信仰生活的繁荣。

明代：住山高僧道称观音，享誉海内

明代五台山观音信仰出现更加生活化的趋向。五台山不仅继续兴建以观音命名的寺庙建筑，如观音阁等，而且还出现了以观音命名的地名乃至以观音法门为信仰实践的民间社邑。更重要的是，明代有五台山驻山僧人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从而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很多信仰者远来巡礼五台山。

作为第一座与观音信仰有重大关系的寺院，五台山金阁寺在唐代就建成了独立的“观音菩萨院”，到明代成为著名的观音道场。明万历二年（1574），山东人李苘游历金阁寺。留下了《仝入清凉》诗碑一通，其中提及金阁寺有僧人号为“观音住山祖谞”，可见当时观音信仰已经成为金阁寺的标志。明万历年二十四年（1596）刊本《清凉山志》中“道义入化金阁寺”故事提及，道义入化金阁寺，请问寺中老僧“和尚以何弘法利生”时，得到了“春树弥陀佛，秋华观世音”[15]的回答，而这一细节不见于《宋高僧传》与《广清凉传》。可见，这样的故事正好为金阁寺在明代建成观音道场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嘉靖三十四年（1555）在朱明藩王代王府的赞助下，金阁寺建成了高达五丈三尺的三头四十二臂观音铜像，堪称奇绝，并立《五台山重建金阁寺造立大佛五丈三尺金身行实碑》以纪念，将观音称之为“佛”，金阁寺观音道场由此更加兴盛。

明代五台山观音信仰还影响了五台山人文地理变迁。现存五台山万佛阁（五爷庙）的《太原府代州五台县为禁约事》碑，立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是为保护五台山合法寺院不受地方政府摊派杂务而立，碑阴列出了当时五台山登记在册的寺院与修行场所。其中“诸山丛林静室”中包括“观音坪”与“普门社”等明显带有观音信仰印记的地名，这些名称不见于明代以前文献，应该是在元代到明代前期由于观音信仰深入信众生活而形成的。明代五台山还建成了第一所以观音命名的寺院——观音洞寺。《广清凉传》记载，东台灵迹中有观音洞，在栖贤谷口岩畔，在明僧法本咏观音洞的诗中说：“足蹑云梯上翠颠，画楼飞阁接云天。殷勤瞻礼圆通像，一滴甘泉热恼蠲。”[15]说明最晚在明万历年间，观音洞已初具规模，建有供游人攀登的阶梯，有雕梁画栋的楼阁，有观音造像可供膜拜。还留传着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五台山观音洞修行的传说。

明代五台山有几位笃信观音的高僧。金璧峰是明代五台山著名高僧。据五台山普光寺洪武六年（1373）《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舍利塔碑铭》记载，金璧峰出生前，有游方乞食僧人授予其母观音菩萨像一尊，所以金璧峰出生时即有白光，暗示其为观音化身。弘治十二年（1499）殊像寺《铁林果禅师行实碑》记载，殊像寺的创建者铁林果禅师早年在镇海寺出家，成化元年（1465）发愿在镇海寺建造观音阁一所，因此“身不卧床席，日不过午饭”[12]二十余年。弘治十三年（1500）铁林果禅师还在其新创建殊像寺内率先塑造观音圣像，可见其观音信仰之诚。嘉靖二十年（1541）刊刻于五台山南山寺的《敕建五台山大万圣佑国禅寺碑记》与《钦差敕建五台山大万圣佑国禅寺重建万人碑记》两通碑详细记录了明代佑国寺主持显广无边禅师被奉为观音化身的情形。据碑刻记载，无边禅师“道称观音”、“异誉观音”，甚至被称为“方丈观音”[12]，在他的感召下，南山寺得以于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募化，重兴寺宇；五台山僧人被誉为观音化身，推动了五台山的发展。

清代：观音庙宇，深入民间生活

清代五台山以观音信仰为主的寺庙道场受到了帝王的认可，多数寺庙中都建有单独的观音殿阁，观音造像也因此更加普遍，同时，五台山地区民间兴起了建设观音庙的风潮；五台山藏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修行法门，也开始发达起来。

清代帝王多次巡礼五台山，对五台山文殊信仰颇为青睐，也不乏对五台山观音信仰的重视。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圣祖为五台山金阁寺大悲观音殿题写了“具神通力”的匾额；康熙五十年（1711）镇海寺刻御制碑，置于观音殿前；乾隆五十七年（1792）第六次西巡五台山时也在镇海寺观音殿内御笔题写诗匾[12]。受帝王重视的影响，社会各阶层在五台山捐建观音殿宇与观音像设的风气日盛。顺治七年（1650）《五台山碧山寺募造罗汉圣像功德碑记》载，工部左侍郎佟国胤在碧山寺捐建“奇特罗汉、观音大士、韦陀圣像共二十尊”[12]，这批造像在苏州府完成，水陆跋涉四千里方才抵达五台山，置龛设座、蔚为大观，“使天下善信朝礼随喜”。此次捐建塑像虽名以罗汉为多，但由于罗汉一般是集体塑像，而建造的圣像中菩萨像更加受到重视，其中唯一的菩萨像观音像在到山供养时，一定处于主要的地位，在像设安置上一般置于中殿宇中心位置，加上明清菩萨信仰的兴盛，远来朝礼圣像者应当以礼拜观音像为主。五台山观音信仰的影响，又一次显示了其跨地域影响的特征。

清代五台山观音信仰深入民间。除了明代已经形成的和观音信仰有关的地名，因观音信仰形成的“普门社”等信仰实践组织，五台山周边乡村开始自发修建观音庙，祈求观音灵验。嘉庆十六年（1811），石咀乡古计沟（今五台山景区南入口附近）新建了一座“观音庙”，据寺内《古计沟新建观音庙功德记》记载，“观音庙”原来由王守业在清前期建成，香火旺盛，但并非佛教僧人住持寺庙，乾隆五十九年（1794）旧庙被山洪冲垮，20多年后，娘娘庙主持僧人广益发动邻近村民捐资，才在娘娘庙附近建成了3间小庙，可见当时五台山观音信仰和其他地区一样开始与民间信仰交织在一起。元代之后，五台山藏传佛教兴盛，藏传佛教观音修行法门也开始受到重视，清代罗睺寺内建设了一座名为“浓乃康”的斋戒殿，专供寺僧修持观音法门斋戒仪轨，也是五台山观音信仰呈现的新特征。

总而言之，由唐而至明清，佛教圣地五台山中的观音信仰并非脱离社会历史环境的孤立个案，但与其它地区的观音信仰相比确颇有特色。在“文殊道场”光环的荫蔽之下，五台山观音信仰并不突出，但有着其清晰的发展脉络。唐代“观音菩萨院”由印度僧人推动建造，观音图像风靡域外，促成了普陀山开山，使五台山观音信仰具备了国际化特征；宋代五台山法华寺以几百年前流传在南方的“志公和尚是观音化身”的传说而兴盛，体现了观音信仰传播的跨地域特征；元代五台山以《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名建“普门寺”，甚至形成普门宗，使五台山观音信仰具备了宗派性特色；明代五台山僧人被誉为观音化身，建造了宏大的观音铜像，观音的名号被用为五台山地名，观音信仰更加生活化；清代五台山观音信仰受到帝王重视，民间也开始兴建观音庙，更多地具备了民间性特征。

参考文献：

[1]T.H.Barrett，Northern Wei Wutaishan :anoutsideview of Centers and peripheries，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J]，2019，5（3-4）.

[2]任半塘.敦煌歌词总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唐）姚謩.大唐润州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清）董诰：全唐文[Z].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陈扬炯、冯巧英校注.清凉三传校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5]（五代）刘煦：旧唐书（卷118列传第68）[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段玉明，金阁天成：一座五台山寺的兴建//释妙江主编，五台山信仰多文化、跨宗教的性格以及国际影响力[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8.

[7]崔正森.五台山六十八寺[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8]（高丽）一然.三国遗事[M].长沙：岳麓书社，2011.

[9]崔正森.不肯去观音菩萨祖庭——五台山普安寺[J].五台山研究，2011（4）.

[10]不空.不空表制集//大正藏（第52册）[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1]（日）圆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12]赵林恩校注.五台山碑文[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

[13]谢志斌,李继武.僧伽信仰的兴衰轨迹及其原因探析[J].世界宗教研究，2011（4）.

[14]赞宁著.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僧伽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15]冯大北校释.清凉山志校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

五台山金秋

樊文珍摄

来源：五台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