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宗教

彭图

中国宗教，源自祖宗崇拜，《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尊崇祖宗，上行下效，用祖宗神祇施行教化，谓之“宗教”。

中国人的上帝，就是中国人的祖宗神。东方天帝青帝伏羲、南方天帝炎帝神农、中央天帝黄帝轩辕，西方白帝少昊是黄帝之子，北方黑帝颛顼是黄帝之孙。共公是水神、祝融是火神，蚩尤是战神、后稷是五谷之神……。三皇五帝既是中国人的始祖、先祖，又是护佑中国人的天神、地祇，所以中国人称炎黄子孙。《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中国原始祖宗教到夏、商、周国家建立后，发展为国家宗教。《墨子·明鬼下》：“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位；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必择六畜之胜腯肥倅毛，以为牺牲；圭璧琮璜，称财为度，必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与岁上下也。故古圣王治天下也，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国语·鲁语》：“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民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中国古代绵延数千年的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为主体，日月星辰，山河湖海，风雨雷电甚至某些动物树木等都是祭拜的神祇，形成相对稳定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和基本信仰。

西周末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数千年人口繁衍，文化发展，上下等级的礼仪制度遭到日益兴起的诸侯霸权挑战，诸侯不遵《礼记》规定祭祀，僭用天子之礼，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上层社会诸子在理论上探讨互补，以孔丘代表的儒家继承国家宗教，努力整理古代文献：礼、乐、诗、易、尚书，春秋等，为“克己复礼”而奔走，并广召学徒传授，这些文献遂成后世的儒经。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谓之五教，《周易·观卦彖辞》：“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下层社会百匠医道术士师承传授，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贵生乐死，清净无为，主张无为而治，延年益寿，成仙了道。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御寇《列子》成为后世道教经书。战国中期，齐国稷下学宫兴起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之学，后来该学派之邹衍又创阴阳五行学说，为道教的产生打下基础。秦汉时，有宣扬海外仙山、长生不老之术的方士，西汉初期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江苏句曲山有陕西咸阳茅氏兄弟采药炼丹，济世救民，被称为茅山道教祖师。敬天法祖的原始祖宗教逐渐形成儒、道两教。

儒教正式形成在汉武帝时。汉武帝时儒者董仲舒承传周公、孔子思想，将周代以来天道观和阴阳、五行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黄老之学的“天人感应”、“谶纬学说”，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宗教教义性解说，建立起具有神学意义的新儒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汉代官方统治学。敬天、法祖、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再配合着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天下即可“大同”。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除了礼教仪式以外，还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诚之道。儒教坚信一个人若成就了绝对的善，这个人就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三不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儒家讲天命之道，所以最初的儒家学派亦被称为“道教”。

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儒们不断努力，逐渐使周公、孔子奠定的传统儒家学说成为庙堂儒教。西汉末，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正式把儒教定为国教。

儒教成为庙堂宗教，影响了黄老学说，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伪造《包元太平经》12卷，用中国传统的元气说来论述世界万物的起源。认为万物始于元气，元气与阴阳中和之气，造成天地，再与五行相合，造成万物。宣扬通过修炼、行善，达到成仙。称得道者：“第一神人，第二真人，第三仙人，第四道人”，皆可长生不老。认为万物之上有精神性的至上神“天”、“天帝”和各路鬼神。而皇帝是天帝在人世的代表，谓之“天子”。“天子”辅助帝王“致太平”就是顺从天帝之意。要求信徒忠于君，孝于父母，按“天心”、“地意”行动。

东汉丹鼎道派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则将易学、黄老参合，总结发展了道教的养生炼丹术。黄老学走向民间后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信仰转变为道家宗教团体。

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江苏丰县人张道陵自称老君“授以正法，命为天师”，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经典，创“天师道”教，在四川大邑县鹤鸣山行医传道，修行符箓咒祝，百姓师从者甚多。因入道教徒须交五斗米，世称“五斗米道”。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其孙张鲁继之。其时，五斗米教张修在汉中起义，寇郡县，被称为“米贼”。张扬受益州牧刘焉招安，后为张鲁所杀，其部众被张鲁收编，在汉中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进入中原地区。张道陵四代孙张盛，又将传教地区从四川青城山迁到江西龙虎山，天师道开始向中国的东南地区发展。天师道因有后人伪托张陵所撰《正一经》，又称“正一教”。

与张陵同时的琅琊人于吉在东海创立“太平教”，著《太平清领书》170卷，被后世道教徒奉为《太平经》。《太平经》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东汉灵帝时，奉事黄老道的巨鹿人张角根据太平教创立“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奉祀“中黄太一”为至尊天神，张角自称“黄天”，凭借医术传道，在疾疫流行时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树立了威望，信众多达数十万，青、徐、冀、幽等八州信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张角统一指挥，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发动了推翻汉朝的黄巾起义。“阴阳不测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曹操镇压黄巾起义，收编战败的30万黄巾军为“青州军”，作为争夺天下主力。曹丕篡汉自立后，改元“黄初”，即取黄天初年之意。

儒教、道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宗教，两汉以后，儒教始终居于皇朝思想的统治地位。魏晋时代，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盛，“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儒教继续以家族式的祖宗崇拜形式存在并影响了汉传佛教与中国道教。然而，儒学也开始受到挑战，魏晋士人尚黄老，汉传佛教吸收黄老思想，迅速传播，道教则逐渐将儒教神祇收归门内。十六国时期，北方五胡帝王多崇佛，南北朝时，北魏帝王除太武帝信道教外都信佛，连南朝的梁武帝也成了和尚皇帝。南朝齐梁时，陶弘景开道教茅山道派。儒家正统遭到挑战，佛教称佛学是内学，把儒、道称做外道。以致佛教徒竟称“儒、道为邪教”，声称“三教归佛”。儒教进入最为低迷的时代。

这时，出现提出三教融合的佛教大师慧远和道教北方天师道天师寇谦之。慧远在庐山对佛教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发挥，在佛教中国化和创立中国化佛教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慧远不仅精研佛学，而且兼通儒家经学和道家玄学。他认为儒、佛、道三家作为统治思想来讲，立场基本一致，所以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即主张以佛学为主，以儒、道为辅，达到会之有宗，百家同致的目的。融合三教，承前启后，在汉传佛教中国化上迈出了一大步。

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先在代县凤凰观修道，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寇谦之来到平城，太武帝在崔浩影响下，“欣然”接受了寇谦之的道术，“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并在京郊设立道坛，作为北方天师道的活动中心。寇谦之提出“天道无亲，惟贤是授”，以革除教权世袭的传统惯例，以异姓之人取得了天师道的合法领导权，把天师道改造成为以儒家礼度为首，吸收佛教教仪，融合三教为皇权服务的新宗教。宣称，在新天师道崇奉的天上“三十六宫主”中，佛在第32位，也是道教真神，道、佛相通。

历史演进中，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不断互动。东汉时佛教被视为黄老道的支派，南北朝时佛教的传播借助了老庄玄学的影响，禅宗的宗旨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密宗的修行方法大量借鉴了神仙方术。

隋朝时提出“三教合归儒”；唐朝帝王尊老子为先祖，奉行以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学仍为庙堂正学，儒教礼仪制度重盛，中唐制订的《开元礼》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成为后代礼仪制度典范。儒家复兴儒学的运动，经由隋唐之际王通、中唐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发其端绪，至两宋时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唐后期儒者一面主张排斥佛、道二教，另一面随着佛教禅宗的兴盛，在对儒学反思中，心性问题逐渐成为重要的理论探讨方向。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儒家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在消化吸收道佛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兼容佛道两家哲学理论，论证了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有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派、陆王为代表的“心学”派、张载为代表的“气学”派和邵雍为代表“数学”派。理学官方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程朱理学将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儒家纲常名教结合构建了“天理”哲学体系。周敦颐《太极图说》被视为理学之大纲，程颢、程颐兄弟对于昊天上帝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天或者天帝，就是理，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从格物致知入手，落实于人伦日用，道德修养，归结为求仁，成贤成圣。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朱熹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朱熹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其学术思想对日本、朝鲜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心学，陆九渊是心学开创者，其核心命题“心即理也”，认为本心即天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朝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 “致良知”学说的心学，把“良知”说和内丹学相比拟，充分汲取道教玄学理论和修养方法。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义凛然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儒教以自我实现三不朽之一或全部来达到“成圣”的水平。总而言之，儒教在生死观上追求的乃是生之价值而不是死的价值。

从汉代开始，凡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不代表国家。儒教拥戴神权，认为皇权至上，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儒教至今对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依然有很重大的影响，中国文明有和谐性，天命、地利、人和是辩证合一的。敬天更要人和，对天尊重，也应该对人性关怀，正是儒教的礼和人性观，是人性的根本，所以心莫若和。儒教也是古代韩国和越南的官方正统思想，儒教对韩国、越南以及日本一些人的思想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道教传承道家思想，先后产生了魏晋玄学、隋唐宋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在哲学上，道教无中生有、道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在古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

元朝时，道教全真教提出三教归一的主张：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以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全真道教经过王重阳，马钰，邱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等几代掌教的宣传，以及当时金元两个朝廷的推崇，在中国出现了三教合流的现象。道教建筑称宫观庙；佛教称寺院庵；祠与庙本是中国传统神道设教的基地场所，但是后来合流，有些祠、庙便由和尚、道士来住持了。比如代县赵杲观就让佛教占了一半，五台山金阁寺就有玉皇殿等道教的不少内容。道观中的白佛堂，就由道观成了佛寺。而关帝就更复杂，儒佛道三教都供他，他是儒教的武圣人，关圣帝；佛教称他为“迦蓝菩萨”；道教称他为“武圣帝”，“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之柄”。所以寺庙社坛道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说这个庙就是佛教的，那个庙就是道教的。

道教的玄妙思想、神仙境界、奇异方术、逍遥精神、贵生伦理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道教的自然情怀、浪漫主义影响着传统文艺的审美观。《搜神记》、《酉阳杂俎》、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都可归入道教文学。唐诗、宋词中亦有大量受道教影响或反映道教的诗词，李白的游仙诗、明朝盛行的青词，即为明显的道教文学。元曲中神仙飞升题材的曲目十分突出；明清小说包括四大名著都蕴含道教神学思想。当代流行的修真小说以丹道为主题，玄幻小说、盗墓小说、仙侠小说也与道教紧密相连。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意在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美。这种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追求中写意、神似、自然的风格和神韵。中国古代书画家的作品都深受道教思想浸润。道教音乐的曲调、唱腔促进了音乐戏曲的发展，道情影响了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中国戏曲发展充分从道情中汲取其营养。而晋西北一带流行的“道情”地方戏（著名的有“神池道情”、“右玉道情”等），则更直接源于道教音乐，大多道情戏曲内容取材于道教神鬼传说。天人合一思想、风水堪舆道术影响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布局和建造。

道教与各种方技术数都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为思想基础，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形成道教理论。道教各种追求突破生命极限的方术实践推动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且影响到东亚。道教术数学与古代数学有不解之缘，四大发明中，火药源自道士炼制外丹，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也和道教密切联系；道教在炼丹实践中促进了冶炼技术的发展，道士炼丹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为酒、水泥、颜料的制造做出了贡献，豆腐是淮南王炼丹的产物。炼丹术西传到欧洲成为现代化学的先驱。

医道通仙道，道教为追求延年益寿、长生久视推动了医药学、养生学的发展，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刘守真、傅山等众多高道都是医学家。道教治未病、天人同构、自然无为思想成为中医的指导思想，外丹术开创了化学制药的先河，道教在生理学、经络学、解剖学、药物学、性医学、心理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服食、行气、辟谷、导引、调息等方术以及内丹学成为养生的主体内容，道家养生衍生出各种强身健体的武术气功，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都源自张三丰的内家拳。

道教积极“收编“民间俗神、吸取神话传说，纳入道教神仙谱系，如盘古、女娲、关公、城隍五道等，使民间信仰融入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影响着民间宗教，中国的民俗基本上是属于道教的，道教信仰深深积淀在传统民俗里，影响着信仰习俗、祖宗崇拜、节日习俗、娱乐习俗和方术活动。本命年拜太岁，祭祀烧纸钱，春节祭灶王、贴对联、放鞭炮、接财神、拜天帝、土地、闹元宵，这些习俗都起源于道教。

道教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激励国人刻苦磨练、知行合一，为求道得道而努力探索、不懈奋斗；道教贵生乐生、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国人热爱生活、求真务实的品性；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形成了宽容谦让、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中华文明经久不衰。道教既奉行“尊道贵德”，又提倡“忠孝仁义”，把道德践履作为修仙条件，积极推广传播各种劝善书，对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道教大力宣扬始祖轩辕黄帝，使得海内外华人都尊黄帝为祖宗，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和战胜一切困难的民族凝聚力。

儒道互补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概括，道教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清静无为是治国和修身通用原理。道教还与兵家有渊源，兵家军事谋略和道教修炼法门相互影响，《道德经》、《阴符经》常被视为兵书，“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奇用兵”等思想被兵家研究应用，奇门遁甲等道术也在军事中实践使用。每当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垂拱而治，就会“天下自正”，生产恢复发展，经济繁荣发达，出现太平盛世。

2023年9月初稿，2024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