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五台山研究》2024年第2期。

作者简介：闫孟祥，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佛教史。

摘要：崔正森先生于2023年4月26日去世。他是当代五台山研究的开创者、五台山学的创始人，同时也为中国文化深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又敬服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身世特征中践行着中道、和合、智慧。他一生的成绩和努力，是激励我们把五台山研究推向深入的动力。现仅从笔者所知的侧面述及崔老师的一些往事，以寄哀思。

关键词：崔正森；五台山学；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文殊菩萨；般若中道

不经意间，崔正森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让人怀念、心痛！他对五台山研究的贡献和操劳，乃至对佛学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和努力，仍然是激励我们的动力！

一、崔正森成果概述

与崔正森先生相识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刚刚步入佛学领域，还只能算是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经朋友介绍,遂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崔正森先生学养不凡，即于一个下午专门前往拜访。第一次见面，崔先生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他对五台山以及五台山研究的感情笃厚，言语间几乎不离“台山”二字；第二，或因寄情深重，冀望有更多的人参与五台山的研究溢于言表；第三，言语间也流露了先生德行修养的感召力，让人悦意参与到这个团队中来，为五台山研究添砖加瓦。从那时起，因我之工作地点与崔先生所在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距离较近，这便经常到他的办公室请教，也由此知道了社会上对他的一个习惯性称呼——“崔老师”——跟他接触多的人，大多对他这么称呼。刚认识的时候，有一次可能是因为我显得略有拘谨，他便和蔼地对我说：“他们喜欢给我叫‘崔老师’，咱们都一样，就是个普通老师（意指学校的教师），随便点就行了。我们这里五台山资料齐全，希望你经常过来！”在随后的接触中，我深切感受到“崔老师”这个称谓不仅是一个职业标识，更是他基本修养举止所致，到后来，这个称呼承载着大家对他在五台山研究、五台山学开创性贡献的认可，承载着大家对他德行高操的认可，也承载着对他大师级研究能力和成就的认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尊称和敬称。

崔正森先生言谈不多，但每当讲到五台山、山西文化就定会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只要询问有关五台山的问题，他几乎都能清楚地指出有什么记载，现在还存留什么遗迹，以及相应研究的情况。正是在他的推动下，1985年4月，成立了“五台山研究会”，当年12月便创办了《五台山研究》期刊。并在他和其他同仁们的主持之下，《五台山研究》不断发展，遂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佛学研究的重要刊物之一，并晋升为核心期刊。围绕着五台山，他几乎考察了山西省全境以及河北省阜平等地的寺庙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根据笔者所知，将其主要研究成果例举如下：《山西寺庙大全》上中下3册、《山西寺庙分布图》1幅、《五台山寺庙大全》1册、《五台山寺庙分布图》1幅、《五台山佛教史》上下2册、《正说五台山》1册、《五台山一百零八寺》1册、《五台山》1册、《五台山寺庙》1册、《世界东方明珠——南禅寺佛光寺》1册、《五台山游记选注》1册、《五台山诗歌选注》1册、《五台山碑文选注》1册、《五台山楹联牌匾集锦》1册、《清凉山传志》1册、《五台山文物集锦》1册、《五台山旅游揽胜》1册、《文殊智慧之光》1册、《三晋古塔》1册、《殊像寺》1册、《五台山》画册1本、《敦煌〈五台山图〉研究》1册等，多达25部之余。发表论文400余篇，总字数达1000多万字。

这些研究颇具学术理论价值。《山西寺庙大全》保存了山西传统文化的精华，厘清了山西有关寺院儒释道三教的源流、宗派的脉络和寺观的沿革、分布、现状，为后人深入研究和保护复原这些寺庙提供了详实的学术资料。《五台山一百零八寺》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和藏文等多种文字，既是对五台山佛教文化现状资料的保留，更成为宣传五台山旅游资源的参考依据。《五台山佛教史》是他的代表性著作，著名学者任继愈、黄心川先生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任继愈先生指出：“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方法研究五台山佛教历史的专著”、“为‘五台山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黄心川先生认为：这部书“征引文献广博，资料翔实……作为第一本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五台山佛教历史的专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著名佛教史研究专家镰田茂雄的评价则是：“关于五台山佛教史，历史上曾有《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清凉山志》等传记，而在近代没有出现过这方面的论著，日本、韩国的情况也一样。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台山佛教史》（上、下）则正好填补了以上的空白。……在五台山以及山西省的佛教文物方面崔先生是造诣最深的第一流的权威人土。毋庸置疑，崔先生所著的《五台山佛教史》是我们了解五台山最好的一本论著。”

崔正森先生对山西以及对佛教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推动五台山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五台山无论从建筑还是文化的其他形式，都有资格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至2001年底还未启动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工作。2002年5月24一26日在五台山区政府举行的“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申报世界遗产研讨会”上，崔正森先生代表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政府作了长达2万余字的关于《五台山是人类共同的世界遗产》的报告。由此而启动了五台山申遗工作。申遗工作启动后，崔先生进一步组织人员去繁峙县岩山寺、公主寺、三圣寺、秘魔岩、古北台和定襄县洪福寺、白福堂，五台山广济寺、嵌岩寺及五台山管委会所辖寺庙，进行了详细考察、调研、充实、照相，并亲自考证，撰写了《五台山寺庙建筑造像及其它文化遗存》《五台山藏珍楼文物精品描述》《五台山牌楼描述》《五台山主要碑文》《五台山塔院寺图书文献总目》《五台山佛教文物陈列室文物总目》《五台山寺庙文物总目》《五台山自然文化遗产资源报告》等10个文本，计约70余万字，并提供了100多张珍贵照片、20余幅图表，解答了50余个疑难问题。促使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对五台山的文化资质与文物价值给予充分认可和高度认同，即：——“提名地珠联璧合地将自然地貌和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成为一种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组合型文化景观”。这正是对崔先生工作的充分肯定。2009年6月，在西班牙召开的第3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五台山作为文化景观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申遗”成功，使五台山作为“世界佛教文殊信仰中心”、“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中心”的认识深入人心。这对五台山的建设及以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和驱动作用。

由此足见，崔正森先生是世界五台山研究第一人、五台山申遗功臣，不仅当之无愧，而且成果丰硕。

二、推动五台山文化暨“五台山学”走向世界

跟崔正森先生谈起五台山，两次印象最为深刻：一次是谈五台山文化，一次是谈五台山学。

谈五台山文化，是在认识崔老师不久的一次见面。回忆当时的谈话，大意如下：我问他，研究五台山，主要研究什么？他先说研究“五台山文化”。然后，他从地域到内容，全面勾勒了五台山文化。地域上，南起太原到石家庄一线，东从正定到北京一线，北从北京到大同一线，西从大同经忻州到太原一线。可以称作“五台山文化圈”。这一带历史上有深刻的五台山影响特征，除五台山外，还包括地方文化、寺院经济，以及与地方治理有关的社会、政治等方面内容。金元以降，朝廷及官员也往往与五台山有关联，因而，五台山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尤其是在清朝，五台山对蒙藏区域治理有重要影响。边地治理需要文化融合，文化融合需要高度，而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就具有这样的高度和地位。在历史上对国家安定、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五台山文化研究比其它地方文化都更加重要，是国家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后来，随着对佛教文化认识的深入，我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深。为研究佛教文化，我曾经走访过藏区的寺院出家人士以及藏民，了解到藏区民众把五台山当作最重要的圣地之一，一生能到一次五台山是他们极大的荣幸。在藏传佛教传说中，密宗的创立者与五台山有关：密宗早期人间祖师西日桑哈诞生于汉地，曾在五台山求法并最后涅槃于五台山；祖师加纳思扎也曾到五台山求法；祖师布玛莫扎（传为汉人）修成后，以“肉身”长久住于五台山直至“劫末”，每隔一定时间到藏区传法。这种历史传说，反映了历史上五台山与蒙藏文化的紧密关联，是文化一体化的极佳说明。单从这一点而言，五台山文化也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宝藏。

谈到五台山文化，崔正森先生强调的另一点是文化的和合性。五台山历史上凝聚了儒释道以及其他宗教、民间文化、中原文化和蒙藏文化，是中国和合文化的典型范例。在五台山，这些文化以文殊般若智慧为核心，统为一体，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而独具特征。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是讲大道理，要赋有具体案例才更有实证的说服力，地方文化研究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五台山特色的文化融入总体传统文化研究，必将会使中国文化研究增光添彩。

最初谈五台山学是在一个下午。那天，我下午2点就去了他的办公室，他突然问：设立一个“五台山学”你怎么看？我对五台山研究、文殊菩萨研究极有兴趣，对文殊智慧作为佛教的核心、中国文化的核心应该大大推进深入研究完全赞成，但对于“五台山学”还没考虑。崔先生的一问，让我感到十分振奋。文殊菩萨是佛教智慧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智慧的集中点正是以文殊菩萨般若智慧为核心而遍及人生社会各层面的合道智慧。设立“五台山学”既是佛教研究深化的必然，也是五台山文化的核心；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化、佛学研究的深化，也体现了五台山文化研究的深刻意义和重要价值。接着，崔先生便扼要阐释了他的构想，包括：五台山的生态环境、五台山的悠久历史、五台山的历史文化、五台山的宗教文化、五台山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旅游文化等等，而其中的核心是文殊信仰，重点内容是文殊般若智慧的开发和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五台山佛教的历史（后来崔老师进一步提炼出了自然文化、社会文化两大类，自然文化包括地质文化、生态文化；社会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儒道和民间文化、晋文化、革命文化、旅游文化。其中核心是文殊信仰和有关建筑艺术）。这是一个有内涵，有外延；有普适文化，有地方文化；有佛教深层般若智慧及其与时代相应的链接。这是一个大家、通家、具有宏容修养的学者才能提出的构想。

我当时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把自然生态甚至地质构造纳入其中？后来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认识到除了特殊的自然环境本身有研究价值外，也有与佛教文化相应的内涵。佛教文化中，文殊般若智慧之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突破了对山的“执着”，就有了特殊的意涵。《华严经》等经典称东方五顶为文殊菩萨演法地，自然环境、地质与道场当然有特殊关联。这其中的道理，现在学术界的佛学研究也许还难以涉入，但作为五台山学，则自当蕴含未来、观照久远。

崔先生还提到了把五台山学定义为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五台山文化研究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所在，所以定义为地方文化丝毫不影响作为深广义涵的学术研究，甚至正因如此定义，才更容易深入地认识传统文化之民族特质与精神内涵。如此定义，既契合当时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更容易推动五台山文化的深入研究。

崔先生的学术见解，显示了作为一个学者对学界以及社会状况的了解，驾驭这么一个极为丰宏深厚的五台山文化——五台山学，既要立基中国文化，又要领航中国文化；这就要求其不可太过空旷以至成为与一般文化研究无别的泛文化，同时也不可仅仅局限于地方文化；既不能完全与社会脱节，又不能太过俗化。而五台山文化——五台山学的研究，则正因为有了崔先生这样踏实而又知见高远的学者领航，才得以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达臻全新的高度。

三、德识双馨，打造五台山研究队伍

崔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便是关心、支持学术研究，特别是青年学子对五台山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

大约本世纪初，为了推动五台山的研究，崔正森老师与忻州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董杰英等人商议，在忻州师范学院成立一个五台山研究中心，并推荐我去工作。为此，我们曾一起考察过忻州师范学院的有关建设。只可惜，因我所在的学校要求博士研究生毕业必须留校工作，遂没能最后前往。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工作调动到河北大学，崔先生得知此事后即给予我热情的鼓励，直至现在仍使我记忆犹新，他说：“五台山文化圈，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正定，到北京的一带，与保定交界的定州到阜平五台山周边地域，同样是五台山文化圈的中心地域。尤其是在清朝，五台山几乎类于皇家道场。清朝皇帝以及朝廷官员等人，频频从北京到五台山朝圣、做佛事活动，途经保定境内。由此而致河北省保定境内以前便有大量的五台山土地和寺院的下院。你到河北，希望把这一带的历史佛迹文化研究整理好，将来可以大大拓展五台山的文化和佛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之后，我们的研究始终关联不断。前几年，我们成立了“儒释道与中国文化研究所”，五台山相关的研究定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崔正森先生以及崔玉卿研究员，一直是我们的特约研究员，协助我们指导研究生。数年前，河北大学把燕赵文化研究作为新时期的重要研究方向，五台山文化与河北文化的交接更加引起了重视。在课题中我们承揽了佛教文化有关的研究，这与崔先生给我们的指导密切相关。

我们中心的多位研究生皆受到崔先生的指导和帮助。有一个硕士研究生对宋代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研究有兴趣，崔先生知道后，数次打电话指导他如何深入研究。另一个博士研究生研究也涉及文殊信仰，从读博士到现在已经毕业工作，崔先生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些支持都是无私的帮助，我们毕业的博、硕士，有不少已经对五台山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有进一步的成果问世。

据我所知，国内外与崔先生保持密切关系的研究机构，受崔先生支持的青年学子不在少数。

在与崔正森先生和《五台山研究》编辑部同仁的接触中，我们有一个共同感觉：这些绩优具德劭的学者，笃定是中国的学术研究逐渐成长的栋梁和支柱。

四、解行并重，修养自身

追忆崔正森先生，有一个感觉不得不说：那就是其先天的道德和后天的学术见识或许是他德行的强大支撑与鲜明注脚。

崔正森先生出自当代佛学研究重要代表人物任继愈先生门下，这在当代中国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佛学研究模式中，可谓学德高植与门统纯正。

从崔先生成果的名称也可以看得出，他的成果涉及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如：《略谈高峰圆妙禅师的禅学思想》《文殊菩萨禅法》《真可思想研究》《茶禅一味》《论文殊菩萨的普世思想及其价值》《文殊菩萨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关于“对法”之管见》《关于法显忘身求法、创辟荒途的研究》《惠能无相戒发微》《武则天与佛教》，以及《代州蓬莱赵杲观》《论王船山的“中庸”观》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不同，是一种切实的文化，哲理完善、圆满并切入身心是其基本特征。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自然人格也会越来越完善，智慧也会越来越趋高，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皆具这种特点。

崔先生很早就注重学术的完善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见崔老师时，他就经常谈到“中庸”。有一次谈话，他便说到：“中庸，我以为就是‘用中’。”这种解释在儒学典籍中也有迹可寻。《论语·雍也》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集解”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中庸本身是至高之道的表现，自然有至高智慧应用的内涵。后来得知，崔先生当时正在考察如何提高社会道德的问题，他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最高智慧的应用。他发表的文章中，《王船山的“中庸”观》说：“王船山认为中庸一词，体用兼备。”“‘中行’就是按照客观规律极力办事，要求办得恰好，即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就是‘恰到好处’。船山这种见解是新颖的，也是可贵的。”[1]后来崔先生还发表了《论文殊菩萨的普世思想及其价值》《文殊菩萨的思想及现代意义》，进一步研究了佛教的中道观。《论文殊菩萨的普世思想及其价值》云：“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各种因缘条件构成的，其本质是无自性，亦名体空；人们所认识的实在事物都是施设的名言概念，亦名幻有，所以，将二者遮诠，即是非有非空，亦有亦空，真空妙有，这就是中道。”这篇文章以文殊菩萨的“中道思想”与中国儒道相应思想作比较，提出：“文殊的中道思想，不仅是指佛教的佛性、真如、涅槃之体等最高真理和如实正观的普遍方法，而且也是中国儒道两家的根本思想。”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日本文化中的“中道思想”，欧洲文化中的“中道思想”，从而研究了“中道思想”作为全人类根本思想的问题。“五台山文化的核心是文殊信仰，文殊信仰的灵魂是文殊思想。中道是文殊的主要思想，也是佛法的根本思想即佛教的特色，还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根本思想。因此说，中道就成了天下的中正大道，且具有世界观、方法论和促进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普世价值。”[2]其中所蕴含的“用中”意义昭然可鉴，这大概也是一种“中庸之道”吧！

上述是追忆崔老师的几个闪光点，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五台山文化、五台山学贡献的一生，是为山西传统文化研究贡献的一生，也是为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贡献的一生！在中国文化崛起的大潮中，他是一颗晶莹的亮点。他的学术成果给我们复兴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他的精神境界也是鼓励我们不断努力的思想动能，让我们承前启后，共同把中国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1］崔正森.王船山的“中庸”观[J].船山学报，1986（1）.

［2］崔正森.论文殊菩萨的普世思想及其价值[J].五台山研究，2010（3）.

来源：五台山研究